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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日本曾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但最终陷入“失落时代”，那么，怎样避免我们重蹈日本覆辙？作为“从日本观中国”系列的第一篇，我们先审视下我国的宏观环境对应日本发展中所处的阶段。

经济发展处在哪个阶段？二战后日本经济可划为四个典型阶段：1955年至1973年为高速发展期；1974年至1985年是中速增长期；1986年至1990年是泡沫时期；1991年后是萧条和恢复期。疫后我国GDP增速相当于日中速增长期。2020-2022年间我国GDP增速约在4.5%，相当于日本中速增长时期的水平。人均GDP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直观地反映社会整体生活水平。从名义价值看，我国人均GDP规模接近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但剔除物价等因素变化，我国人均实际GDP水平仅相当于日本的上世纪70年代初。

经济结构转型是否完成？从经济结构角度看，我国仍然处于转型的起步阶段，确实存在继续调整经济结构的必要。以消费率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率水平长期低于日本，而投资率就要明显高于日本。消费率偏低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的拖累，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1970年左右日本的水平，而政府消费率和日本差距不大。不过，我国出口已超越日本顶峰时期。从产业结构来说，我国工业占比相当于日本中速增长起步期，微观数据对此也有印证，我国人均电力消耗已接近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但还没有达到日本泡沫破灭后的电力消耗程度。全球经济的发展经验表明，工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提升，是发展中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而我国服务业占比仅相当于日本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持续增长存在哪些挑战？人口老龄化或是制约我国转型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接近15%，相当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人口增速放缓，特别是出生人口的下降，是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原因。近年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已低于日本。不过我们的城镇化率水平还显著偏低，人口集中度还远远不足，这蕴含着未来的需求潜力。从债务杠杆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发现，一方面，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明显偏高；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杠杆率和政府显性杠杆率约处在日本中速增长期后半程。

为什么我们不是“日本时刻”？多数指标显示，我们当前的发展阶段对应日本中速增长时期。不过，我们也确实面临着超越发展阶段的增长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人口和债务两方面。人口集中度偏低所蕴含的需求潜力、产业结构转型还存在的现实差距以及部分主体杠杆率可供提升的空间，共同决定了我国经济有望稳定在中速增长期，而能够减轻经济主体负担的宏观政策，对于后续我国经济的提振或许更为有效。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经济恢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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